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(shàng )，接到一个电(diàn )话，是一个外地的读者，说看了我的新书，觉得很退步，我说其实是我进步(bù )太多，小说就(jiù )是生活，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，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，偶(ǒu )像从张信哲变(biàn )成了F4而已，所以根本不在一个(gè )欣赏的层次上。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(bān )啊的，我写东(dōng )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。这是一种风格。

那家伙打(dǎ )断说：里面就(jiù )别改了，弄坏了可完了，你们帮我改个外型吧。

这样一直维持到那个杂志组织一个笔会为(wéi )止，到场的不(bú )是骗子就是无赖，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叫老枪的家伙，我们两人臭味相投，我在他的推荐(jiàn )下开始一起帮盗版商仿冒名家作品。

此事后来引起巨大社会凡响，其中包括(kuò )老张的老伴和(hé )他离婚。于是我又写了一个《爱情没有年龄(líng )呐，八十岁老人为何离婚》，同样发表。

然后(hòu )老枪打电话过(guò )来问我最近生活，听了我的介绍以后他大叫道：你丫怎么过得像是张学良的(de )老年生活。

到(dào )了上海以后我们终于体会到有钱的好处，租有空调的公寓，出入各种酒吧，看国际车展，并自豪地指着一部RX-7说：我能买它一个尾翼。与此同时我们对钱的欲望逐渐膨胀，一凡指着(zhe )一部奥迪TT的跑(pǎo )车自言自语：这车真胖，像个马桶似的。

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。当(dāng )时我买去一袋(dài )苹果，老夏说，终于有人来看我了。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，表示如果以(yǐ )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，最后还说(shuō )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：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(de )。我本以为他(tā )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。

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(le )个电话，马上(shàng )照人说的打过去，果然是一凡接的，他惊奇地问：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?

而且这样的节目对(duì )人歧视有加，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(rén )，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，全程机票头等仓；倘若是农民之(zhī )类，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，火车票只能报坐(zuò )的不报睡的。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，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：我们都(dōu )是吃客饭的，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(gè )。这是台里的规矩。